编者按：回忆者刘映胜(1910-1988)，是渭南市临渭区为中国革命做过贡献的革命老前辈之一。1910年12月23日出生于临渭区信义乡安刘村。幼年在国民小学读书，1925年，由族叔刘建侯（字振之，陕西最早的党员之一）引领，插入王尚德为校长的赤水职业中学学习，走向革命道路。刘映胜参加过渭华起义。曾于1932年担任陕西团省委书记，同时又是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之一。同年冬，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任组织部长。刘映胜与陈浅伦是战友。新中国诞生后，刘映胜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功绩将与世长存。

陕西党组织的一些历史回忆（1925 — 1927）¹

　　　　刘映胜

　　“文化大革命”前，陕西省中级党校党史研究室，曾先后两次来人找我，了解陕西党组织初建时期的一些情况。因我是陕西党组织创建人王尚德（璋峰）的学生，特别来了解王尚德在渭南赤水初建党组织的情况，并叫我订正王尚德三十年代给党组织写的一份历史材料。由于材料中提到我，引起我的动机，想把自已所知道的陕西党早期的一些情况，用文字写出来，作为整理陕西党史时的一点参考。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间，我曾以回忆录出形式写过几份材料，还收集了一些有关陕西党史的参考资料，打算有机会再写成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存的文稿和资料，均已散失。现在要写出四十多年前关于陕西党组织的见闻，手头没有一点材料，一时也找不到有关参考资料，深感困难。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外调来人频繁，我曾先后写过几百份证明材料，当时未留底稿，但每写一份证明材料，都引起我对几十年前经历的深刻回忆，特别是对于过去有关事件和人员回忆尤多。今就回忆所及，遵循毛主席所说：“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的教导，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反复回忆，把四十年多年前（1925—1927）一些不完全、不系统的有关陕西党组织的亲自经历和所见所闻，以事件为线索，以年月为顺序，用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时隔四十多年，记忆错误，在所难免，但力求真实。如能反映出当时一鳞半爪的实际情况，可以做为整理陕西党史时的一些参考资料，我的主观愿望就已达到，也是对党的一点贡献。

一、陕西党组织初建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七月诞生，陕西地区这时还没有党的组织，只有在外地上学的个别人，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加入了党。他们先后回到陕西家乡，以学校为阵地，在知识分子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建立党组织。

　　陕西党组织是由三条不同道路在三个不同地区创建的，最早是王尚德一九二二年八月由武昌回到渭南赤水家乡，包办学校，建立党组织；接着是由北京大学回到陕北绥德的李子洲，利用学校建立党组织；再一条道路，是由武止戈、吕佑乾、雷晋笙、魏野畴等人从上海、北京回到西安，开始创建党组织。这几个地区互有联系，但无直接领导关系。赤水党组织，因王尚德在武昌和恽代英的关系，直属党中央，称赤水特别支部。陕北因李子洲在北京和李大钊的关系，受北京党组织领导。西安开始建立党组织时，是互不相联的两个支部。不久，西安、赤水两地把组织扩大到了三原。到一九二五年冬，党的豫陕区委派黄平万、吴华梓²来陕西才把两个文部合并起来，成立了地委，归豫陕区委领导。一九二六年，西安因被刘镇华围困，与外地关系隔绝，直到一九二七年初，党的陕甘区委成立，才把陕西各地党组织统一了起来。

　　我是一九二五年春，由族叔刘建侯（字振之）引领，由家乡的安刘村国民小学，到赤水职业学校上学，插入第三级（该级已入学半年）。王尚德（王璋峰）是赤水职业学校的校长，渭南赤水姚李堡人，原在武昌中华大学上学，同恽代英、肖楚女、李求实等关系密切，与恽代英在武昌共同创办了“利群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党组织。一九二二年，王尚德从武昌回到渭南赤水家乡，联络当地进步人士张浩如、刘建侯、田涵荣、薛英伯等，计划创办学校，组织董事会，筹集资金，利用赤水西街南边的法济寺创办小学（现为渭南赤水中学地址）。法济寺是一个古老的寺院，有几栋庙宇式的房子，只有两个道士住在寺内，烧香供神。王尚德利用寺院先办起赤水丙等职业小学，招收当地一些农民子弟入学。不久，筹资盖了两个教室，即改为“私立赤水职业学校”（简称赤职），系三年制高等小学，另外还利用姚李堡村外的马神庙附设初级小学。王尚德在进步的教员和学生中，首先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初期加入组织的，除王尚德外，有张浩如、刘建侯及渭河北的小学教师赵子宜、李尔克和高年级学生张宗逊、武维化、何思平，姚明学、程养谦等。

　　一九二五年春，我到赤水职业学校时，学生已有三个年级，共三班，约四、五十人（不包括初级小学）。学生大都是十五、六至十八、九岁的青年，教员只有五、六人，除王尚德外，有张浩如、刘建侯、张宗适、王雪亭、王兆瑞等，全系义务职，只吃饭不拿薪金。王尚德在校教书，每顿均回家吃饭。课程设有国文、算术、珠算、英语、历史、自然、手工、图画等。国文由王尚德自选教材自教，讲李大钊的《今》、恽代英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秀才造反论》，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我的印象极深，影响也大。学校还设有简单的织布工厂，聘请了一位技师教学生，王尚德还亲自领导学生制作粉笔、牙粉、肥皂等，除供师生自用外，还向外销售。这充分体现了王尚德早期实业救国的思想。

　　这年，赤职的党团组织已经分开，完全是密秘活动，党筒称C• P代号“大学”，团已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代号“中学”。党特支直属中央，书记是王尚德，团特支受党特支领导，书记是张宗适。对外公开的群众组织，有国民党赤水特别区党部和赤职学生自治会，均在一九二五年前组成。

　　一九二五年，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民党赤水特别区党部，在学校党支部秘密领导之下，以党团员为骨干，公开宣传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吸收学校和附近一些赞同国民革命的进步教员，学生和进步人士加入国民党，扩大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赤水、华县一带还组织了“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华县郑村的进步土绅郑云章和王尚德为首，主持其事，在渭华一带宣传拥护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进行革命活动。三月，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赤水、华县一些中、小学校，联合在华县咸林中学大操场，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群情悲愤，扩大了孙中山和国民革命的宣传，也扩大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组织。

　　赤职学生自治会，是全校学生的群众组织，在学校党特支的秘密领带下，以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宜传和发展团组织。学校有一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但进步书刊不少，除党、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响导³》、《中国青年》在师生中广泛发行外，有北京出版的《新青年》、陕西留京学生在北京办的《共进》、上海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有副刊《觉悟》），上海大学出版的《社会科学》、以及“五四”运动后各地出版的许多新文化书刊。也有马克思的初期译著，如《剩余价值与资本》等，我当时年幼，一点看不懂。学生的主要读物是《响导》和《中国青年》，阅读普遍，给学生思想上的影响也最深，在学生中也就不断地扩大了团的组织。

　　学生自治会的社会活动，除经常的劳动建校外（正在勤工俭学修建一幢二层楼房），就是到附近农村办“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学文化，传播革命思想，也参加校外的政治活动。这年春天，西安发生军阀吴新田的军队殴打省立一中学生的事件，西安党组织领导学生发动驱吴运动。省学生联合会移驻三原，把驱吴运动扩大到了省内外各地。快放暑假时，省学联派了几个代表到赤职宣传，讲军阀吴新田军队殴打学生的严重事件和吴新田的罪恶，学生都很气愤。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参加陕西学生的驱吴运动。

　　这时，各地正给黄埔军官学校选送学生，赤职是高等小学，学生一般年龄都小，记得当时从快要毕业的一级学生中，选了两名个子最高的团员张宗逊、姚俊明送到黄埔，他们以后常和在校同学书信来往，还寄来广州的革命书报。

　　这年，同情孙中山的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督办胡笠僧（胡景冀，富平人）逝世，在华山下举行追悼会，赤职借暑假追悼胡笠僧的机会，由王尚德、刘建侯带领学生前往参加，并趁便登游华山，刘建侯作响导。在上山途中遇见赤水程高堡的高文敏（高克林，当时是西安成德中学学生）。赤水地处陕东要道，来往的革命人土多路经赤职，记得这一年，刘景桂（刘志丹）赴上海，曾路过赤职和王尚德交谈过，冬天，党的豫陕区委派黄平万、吴华梓²来陕视察党团工作，也是先到赤职住了几天才赴西安。

　　驱吴运动⁴胜利后，省学生联合会于秋末在西安召开全省学生代表大会。渭南学生联合会，派渭南东关县高学生郑俊声（这时渭南还没有中学）和我为代表，赤职另派二年级学生郭树德为代表，前往西安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到省城参加政治活动。进了大城市，一切感到新奇，也知道了陕西不少革命人士，扩大了思想眼界。学生代表大会在西安城隍庙后街省立第一中学开会，会后全体代表上街游行，向陕西省长刘治洲（定五）请愿，提出改革陕西教育的几项要求。回赤水时，路经临潼新丰镇北乡的私立三育学校（小学），参观该校校长杨蕴青艰苦办学的成效，给我的印象很深，受到的教育也很大。

　　到了寒假，王尚德、张宗适等和留校学生不到十人，组织了“寒假社会科学研究会”，一块自学革命理论，主要是学习共产主义初步知识。讨沦时常常争论不休，认识不统一时，就翻阅马克思译著查对，看谁说得对，收效很大，得到不少的革命知识，大大地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一九二六年二月初，我在学习会里，由王尚德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我的政治生命。这时赤职党团都有发展，党团员已有十多人。

　　平时，学生也常开辩论会。记得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有的说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有的说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辩论得不到结果，教师的结论也说服不了学生。我便写了一篇通讯，寄《响导》周报询问，后来《响导》以通讯形式刊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认识水平。

　　一九二六年四月，西安城被北洋军阀刘镇华包围，陕东—带也为刘镇华的势力所统治，革命活动受到限制。但赤水党、团组织，仍半公开地在各校学生中进行活动，并到附近农村办“平民夜校”。当时有姚志哲写的《缑章保⁵黑暗统治下的陕东》（笔名知彻）和我写的《陕东的学生斗争》（笔名燕声）两文曾纪其事，后来均在《中国青年》刊出。到了夏天，陕东局势日渐严重，赤职教员梁德邻（后改名梁益堂⁶）被刘镇华的赤水驻军捕押到渭南县看守所，王尚德在学校待不下去，遂把党特支书记交给张宗适，我接当团特支书记，并任党特支委员，校长由姚志哲代理。王尚德赴上海去找党中央，后转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担任助教。

　　西安围城八个月，与外地隔绝，但在赤水还能不断听到西安学生在围城中的斗争消息。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支持坚守西安的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等，反对北洋军阀祸陕，反对刘镇华围困西安。党组织出版的《西安评论》，指导群众革命斗争，赤水有时也能看到；但经常能看到的还是《响导》和《中国青年》。这时，我在《中国青年》上看到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但当时并不理解其伟大意义，更看不清两条路线和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不久，在广州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陕西学员，不少人派回陕西，因西安被围，多先到赤职或渭阳中学停留，先后分配到各县作农民运动工作。其中分配渭南的有李维屏，分到华县的有吉国桢、霍世杰（陕北人），分到华阴的有亢维恪（亢心栽，蒲城人），到临潼的有庞诚斋，到长安的有杜松寿（华县人），到陕南的有王树绩等。赤职一时成为陕东的革命重点，有陕东“小莫斯科”之称。

二、党陕甘区委成立前后

　　一九二五年，国民一军冯玉祥被张作霖赶出北京后，退到南口一带。冯玉样本人离开部队，赴苏联参观游历，并请求帮助。国共合作实现后，苏联予冯以大力支持，帮助军备武器，派顾问跟随冯玉祥来中国，并派回一些留苏的中国学生到冯部作政治工作，党中央也调派了一些干部到冯部任职。国民一军经过整顿和新的装备，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军容焕然一新，增强了战斗力。

　　一九二六年冬，冯玉祥在绥远西部的“五原”誓师，表示愿致力国民革命，实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打倒北洋军阀。五原誓师后，冯玉样率领国民一军，从宁夏、陇东直趋陕西，锐气甚盛，一路很顺利，到西安附近很快打垮了刘镇华，解除了西安城围。陕西军民，特别是被围困八个月的西安城内军民，欢天喜地，庆幸新生。西安党组织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多为中共党员），公开领导国民一军入陕后的革命群众运动，陕西革命形势顿时高涨。冯玉祥参加国民联军，继续反北洋军阔的战争。于右任为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在西安组成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简称驻陕总部），成为当时陕西的最高权力机关。改新城为“红城”，出版《陕西民国日报》，共产党员白超然任社长。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不少党的干部公开了身分，参加了各种领导工作，在驻陕总部里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西安东厅门成立了“中山学院”（现市二十中地址），由共产党员刘含初、李子洲任正副院长，培养群众政治工作干部，在北院门成立了“中山军事学校”，培养军事工作干部，由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人李林主持其事。李曾到过渭南赤水，驻陕总部还成立了“保卫部“，部长是共产党员史可轩，掌握了一些武装力量。王尚德早被党派到国民一军，随冯部入陕到西安后，任陕西省印刷局局长，负责出版《陕西民国日报》，在职工中发展党团组织，刘光黎、周侁（子纯）、王恩荣、吕献俊等，都是当时活跃的团员。王尚德还兼任陕西农民协会总会执行委员。

　　国民一军入陕后，陕西革命形势高骤，党中央派耿炳光（陕西澄县人，后改名耿鉴伯）回西安负责成立党的陕甘区委。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在西安召开了陕西党、团代表会议，我当时以赤水团特支代表的身分和赤水党特支代表姚志哲、梁德邻⁶（梁益堂）同志赴西安参加会议。会议是在西安中山学院内一个大房子里秘密举行的。我参加团的会议，知道党陕甘区委书记是耿炳光，秘书是孙玉如，团陕甘区委书记是张金印，秘书是王鸿俊。当时还知道在西安的一些有名党员，如刘天章、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杨明轩、李子洲、白超然等。谁是党陕甘区委委员，谁是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弄不清楚。在团里也知道当时负有盛名的“三张"，即张金印（张慕陶）、张安人（后改名张仲实）、张秉仁（后改名张性初），在学生中很活跃，但谁是团委委员，也弄不清楚。党陕甘区委成立后，统一了陕甘党的组织领导。开会期间，我到党在东大街设立的“廿八书店”，见刘该店负责人刘廷献（渭南人，后改名刘自平），该店销售党团出版的书刊和进步书报，多是我在赤水，渭南能够见到的，我只选买了一本《少年国际》，这是从来投有见过的刊物，很新鲜。带回赤水让同志们阅读，从此知道共青团也有“国际组织”。

　　西安解围后，以西安为中心，各县群众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协会纷纷成立，渭南、赤水一带，地当陕东大道，群众运动发展快，党、团组织也有大的发展，许多机关和群众团体，都有党、团员作骨干。国民一军的旅长吉鸿昌（党员）和梁冠英，曾驻渭华—带，后来路经赤水的国民三军（孙岳）的师长张兆丰（党员）等，都曾大力协助过当地的群众运动，他们在渭华一带均负有盛名。

　　刘镇华由陕东败退以后，渭南县政一时无人负责，渭南党组织推选共产党员张浩如、张辉、王悦益（教育局长）三人；组成“渭南县政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陕甘区委成立后，党曾派张秉仁到渭南巡视工作，在一次全县党员大会上，他公开批评渭南党组织成立县政委员会是错误的，说什么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夺取政权。让把已经掌握的县政权仍交给．国民军驻陕总部，另派县长管理。

　　渭南县党组织在陕甘区委成立之前已是地委，负责人已记不起。我由西安参加陕甘区委代表会议后回到赤水时，赤水党、团特别支部即改由渭南地委领导。记得这时团渭南地委负责人是罗承运，先后有宋攀桂（后改名宋蔚青）、梁俊琪等，并以东关县立高等小学（简称东关县高）为渭南党、团活动的据点。

　　驻陕总部成立后，因渭南地广人多，把渭南以渭河为界分为两个县，在渭河以北固市镇增设县治，改名“五一”县，另派县长管理。固市镇东门外原来的高等小学，约于一九二五县碑改为渭南中学，先是当地大绅贾毓天⁷当校长，不久被学生反对掉。后由韩仲范（又名树模、后改名韩述之、当地板桥村人）任校长，改校名为“渭阳中学”，教员多聘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记得有：蒲克敏（后改名蒲子政）、方干才（即方仲如）、徐振化、韩志颖、刘建侯等，学生多是本地及渭华、蒲城人。赤职一级毕业的学生，多考入渭阳中学。该校初成立，即有党、团组织，五一县成立后，党的组织扩大，成立了地委，党书记是蒲克敏，团书记是王文彬。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先后有：武维化、何恩平、张文华，常普杰等。党，团组织以渭阳中学为据点，领导着渭河以北的群众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渭南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赤水团组织以赤职为中心，也扩大到附近农村，有一些进步的青年农民加入了团组织。这期间，党团中央在武汉召开代表大会。据说去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中，要有农民出身的代表，记得当时去参加团中央代表大会的陕西代表是团陕甘区委书记张金印和赤水助农民团员薛应仲（赤水姚李堡人）。在这次大会上团改名为“中国共产青年团”。

　　本年，渭南县开始筹建中学，先是以共产党员负德逻为校长，不久，校长改为共产党员王文宗。利用城内东街原文庙地址，加以扩充整修，在暑假中正式成立渭南县立中学，招收本县学生，教员多聘用共产党员，我能记得起的有：何寓础、杨慰祖（又名杨冲屿）、冀月亭、彭鸣（即肖明）等。这样，渭南中学就成为当时渭南党组织活动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