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耿忠心昭日月 — 郎瑞亭传略

耿耿忠心昭日月 — 郎瑞亭传略¹ 作者：孙成福²

　　郎瑞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学生时代他就积极追求进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省立三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三中地下共产党支部书记，中共栎阳区委书记，澄城、临潼县委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渭南地委委员、统战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一

　　郎瑞亭，乳名盼，曾用名雷鸣、渭清。1919年3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里仁村一户较为富裕的人家。3岁丧母，7岁在本村上学，1929年陕西大早，庄稼颗粒无收，郎瑞亭辍学回家渡荒。1932年父亲病故，郎瑞亭与姐姐由外祖母抚养，不久，又进三原县大程镇福音村崇美小学学习。这是一所由英国人开办的宗教学校，校方强迫学生参加耶稣教会，集体做礼拜，郎瑞亭和几个同学拒绝参加礼拜被校方记过处分，年幼的瑞亭对此疑惑不解，回家问外祖母：“老师说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灵，为什么耶稣连魔鬼也治不住呢？”他外祖母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要郎瑞亭以后不要乱说乱问，这更增加了他的疑惑。

　　1933年郎瑞亭从崇美小学毕业，次年，考入固市渭阳中学。在这里他受到姐夫刘振之(又名刘建侯，该校教师，中共党员)，和在固市小学教书的姐姐郎瑞珍(后入共产党)的启迪教育，萌发了民主主义的爱国思想，追求进步。1935年夏，因外祖母病重，转学于高陵县泾野中学，1936年春入三原县省立第三中学。省立三中是中共陕西党在渭北的革命据点，有许多共产党员在该校任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郎瑞亭在进步教师魏文伯、周芝轩、刘继曾、朱茂青的帮助指导下，阅读大量的进步书刊，革命思想日臻成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三中学生运动的骨干。于1937年2月，经王玉介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任三中民先队地方队部队长，组织和领导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与“抗协”、“抗先”等反动学生组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发展抗日进步势力。1937年6月，郎瑞亭经王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三中中共地下党支部委员，书记、总支书记等职。

　　广大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引起了三原县国民党当局的仇恨和恐慌，逮捕了袁禾森、朱茂青、赵曼青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国民党当局的野蛮行径，引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慨，郎瑞亭立即和其他共产党员发动学生请愿抗议，在学生示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三原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教师。斗争赢得了胜利，大大激发了学生的革命热情。

　　为了广泛的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冬，郎瑞亭带领学生宣传队到交口、栎阳等地进行抗日宜传和募捐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群众拿出鞋袜捐献给抗日前线将士。群众的爱国热情，使郎瑞亭深受感动，也更加激发起他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决心。

　　　　　　二

　　1938年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先后派邢子舟、郎瑞亭，朱光荣等到栎阳地区开展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成立了中共栎阳特支。 1939年1月又成立了中共栎阳区委，邢子舟任书记，郎瑞亭任青年委员。9月，邢子舟凋离后，郎瑞亭接任书记，公开身份是栋阳镇小学教师。

　　在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革命出现低潮中，郎瑞亭遵照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和策略”，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地下革命武装。

　　郎瑞亭动员有条件的共产党员尽量设法占领教育阵地，先后促使一批中共党员到栎阳、徐阳及各保学校，长期以教书为掩护，保存了共产党的力量。他还特别重视在“睡眠状态”中共产党员的应变教育、气节教育、保密教育和隐蔽精干教育，要求共产党员们随时注意形势变化，要有高度的革命警觉性，严守机密，不变节自守，不绝望自杀，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1940年4月，郎瑞亭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在县委转移到边区后，他冒着随时都可能被捕的危险，留下来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在巩固共产党的组织的同时，郎瑞亭还十分重视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10月，渭北地区民团副总指挥杨宜瀚(中共地下党员)病故后，组织决定把杨宜瀚掌握的一支武装交给统战对象王子龙指挥，共产党内由郎瑞亭领导，这样进一步密切了共产党和王子龙的关系，使其更加相信共产党，靠拢共产党。1941年秋，相桥镇镇长恶霸秦颂丞联合雨金恶霸梁忠义，袭击交口镇赵家庄，企图杀害与中共有联系的进步人士李文海、梁信之。事件发生后，郎瑞亭等决定由王子龙带队伍以打土匪的名义，前去包剿秦、梁，营救梁信之、李文海。王子龙立即带队前往，救出了梁信之，李文海牺牲，秦、梁狼狈逃窜。

　　栎阳镇镇长魏景元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郎瑞亭利用一切机会接近魏景元，和他交朋友，魏景元把郎瑞亭奉为知己，在任用栎阳镇、保行政人员时，主动征求郎瑞亭的意见，郎瑞亭积极给他推荐候选人。栎阳镇国民兵团政训员王智德(中共地下党员)，镇干事狄贵善、宋春盛(均系中共地下党员)，都是在郎瑞亭的举荐下安排的。这些同志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向组织汇报，俾使应变，争取了斗争的主动权。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郎瑞亭还对栎阳地区有名的“三孙”即孙伯循、孙士谦、孙香亭作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由同情共产党到直接参加革命或为革命做出过有益的贡献。孙伯循1942年进入边区，后来担任延安联防司令部后勤部长，孙士谦在当镇长时，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活动，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孙香亭以栎阳镇绅士的名望，支持共产党地下党活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曾在胡宗甫长官部任过高参的王安世，因反对内战解甲归田，郎瑞亭便经常向他做工作，讲解共产党的政策，使王安世所在的大程福音村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交通据点。

　　与此同时，郎瑞亭还着力进行革命的地下武装的建立。他动员有经济能力的共产党员设法买枪买子弹，他也变卖家产进行资助。郎瑞亭还和中共栎阳区委书记朱光荣研究决定，把武装力量根植于地方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之中，建立武装支部。他通过范明、刘宏、罗曼中与国民党三十八军中中共地下工委取得联系，在工委的安排下，由朱光荣带领秦洪亮、韩澄岐，任凌汉、张华峰等2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该军教导队学习军事，为开展栎阳地区地下武装斗争培训干部，为建立武装支部做准备。1943年义和村、聚合村两个中共武装支部成立。此后，第五保中共武装支部也成立，这些武装支部直接由郎瑞亭领导指挥，在对敌斗争和多次护送中央领导同志进出边区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对敌斗争的艰难日子里，郎瑞亭毁家纾难，为筹措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购买枪支弹药，接济同志，他多次变卖家里的粮食、棉花，甚至还卖掉了十多亩耕地，为此也引起一些家庭矛盾，他的继母对儿子的做法很有意见，郎瑞亭便耐心地对老人做解释说服工作，使她慢慢的明白过来，对儿子的做法有了一定的理解。

　　　　　　三

　　1945年底，尹省三(卫平)受中共关中地委指派回临潼恢复和整顿共产党的组织，他和郎瑞亭一起向共产党员骨干布置了对于长期埋伏，处于“睡眼”状态的共产党员进行。“唤醒”工作，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把经过长期考验，条件成熟的积极分子吸收成为中共党员。郎瑞亭还在里仁村、尚寨堡，三原的独立村小学、西毛村以及西安广仁医院等处，建立了交通联络点，加强了各方面的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派重兵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抢占解放区。1946年7月，新四军五师在师长李先念的率领下，冲破蒋介石军队的重围，进入陕西商洛地区。中共中央决定在豫鄂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遂调派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任边区党委书记，汪锋在赴任途经临潼时，在临潼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巧渡渭河，冲破重重障碍，安全到达商洛。

　　同年9月，中共中央调李先念回延安，一同前往的还有师副政委任质斌，参谋肖健章等。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地下党要绝对安全的护送李先念等进边区。中共陕西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派尹省三沿途做向导，要求李先念等同志途经地区共产党组织作好掩护工作。

　　9月底，李先念一行人从商洛出发，闯过道道关卡，抢渡过渭河，来到栎阳的北聚合村，经郎瑞亭安排住在贫苦农民李发春家。不料，因一路辛苦跋涉，李先念同志的胃病复发，躺倒不能起来，滞留在栎阳。为了确保李先念等人的安全，郎瑞亭与尹省三、仵步淮做了周密的安排，派出得力的武装共产党员，身藏短枪，以摘棉花、山草、纺线，拾粪、做家务为名，日夜警戒，布置武装共产党员密切监视当地恶霸的行动，指示中共栎阳区委书记贺仪、中共三原文峰地区党的负责人朱光荣及时掌握栎阳镇上的情况和三原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做好严密的防范工作；安排共产党员杨树海照顾好李先念的饮食，请来进步中医龙金鉴为李先念诊治，郎瑞亭还亲自带领义和村武装支部的杨端云、刘万章、王月明等人担负起武装警卫的工作，同时，郎瑞亭向栎阳镇镇长魏景元说明情况，要求给予支持，魏景元拍着胸膛说：“在咱们的管辖之内，有我姓魏的在，谁也不敢动咱们一根汗毛！”几天后，有两个商人装扮的人，鬼头鬼脑地在附近转游，郎瑞亭与尹省三商量，决定由魏景元的武装保甲，以“共产党密探”的名义将其扣押，经审问，原来是国民党特务，由魏景元出面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便溜走了。十多天后，李先念身体康复，由中共栎阳地下党武装护送到耀县，然后进边区。李先念同志在解放后谈及这段历史时说：“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我在中原突围时，因身体不好，从陕南化装到陕北，是陕西地下党的同志护送进去的。我感到同解放区差不多，很安全，很放心。”

　 　李先念临走时送给郎瑞亭十万法币和一身棉衣，郎瑞亭用这笔钱购买了部分子弹装备武装支部。

　　　　　　四

　　中共临潼党组织经过恢复和整顿，到1946年9月，共产党员发展到101人，同年11月成立了中共临潼县工委，尹省三任书记，郎瑞亭任副书记，次年春又兼任工农红军渭北游击总队干部工作队队长和第二参谋(侦察参谋)。

　　1947年春，临潼反动武装为配合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疯狂袭击义和村武装支部，郎瑞亭接到情报后，立即集合部分地下武装前去营救被围同志，但因故众我寡，义和村武装支部的杨云、刘万章，王月明壮烈牺牲，郎瑞亭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1947年秋，中共临潼县工委书记尹省三坠马重伤，郎瑞亭负责渭河北片共产党的工作。次年春，中共关中地委国民党区工作委员会发出：“大量吸收些知识分子，为陕西和全国解放准备干部”的指示，郎瑞亭立即派人到西安、武功等地大、中学校串连、动员，同时在栎阳里仁村、三原西毛村、独立村设立了3个集转点，派专人负责，先后为边区输送共产党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300余人。

　　1947年夏，为阻止国民党向渭北及陕北运送军队，物资，人民解放军派出工兵爆炸咸同铁路大程铁路桥。郎瑞亭积极配合，派出贺仪，孙士谦秘密绘制了大程铁桥的结构图，为部队炸桥提供了重要条件。然后，又组织杨伯忍、刘克勋、吴永太等人帮助部队工兵运送炸药等物资，胜利完成了炸桥任务。

　　1948年初夏，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出击宝鸡，渭北游击总队司令部命令二支队在中共栎阳地下党配合下，计划再次炸毁大程铁路桥，阻击国民党军队北上增援，接到指示后，郎瑞亭组织力量协同二支队完成任务。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国民党守桥部队发现，双方展开激战，终因力量悬殊，二支队趁天黑撤回边区，将伤员交由郎瑞亭负责运转，一名重伤员在转运途中牺牲，郎瑞亭将其就地掩埋，一名轻伤员辗转送往西安，安排在广仁医院治伤。

　　1949年2月，临潼县渭北第一次解放，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将中共临潼县工委改为县委，委托西北野战军第二军党委领导，郎瑞亭任县委宣传部长，他积极协助县委书记配备和安排；渭北各区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干部，成立县警卫队，召集渭北各镇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布置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筹措运送粮食，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还举办干部培训班，积汲为迎接临潼全境解放做各项准备工作。5月22日，临潼全县解放，郎瑞亭任中共临潼县委常委，他不顾身体多病，积极投入到建设新政权，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繁忙工作中去。先后参加和领导了宗教三自改革、土地改革、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郎瑞亭率领的工作组在县银行查出一起贪污一亿元(旧币)的大案，有人建议立即逮捕当事人，郎瑞亭说：无论多大案子，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在未弄清案情真相的情况下不能随便捕人。经过认真查帐，原来是一笔错帐，不属贪污，群众说，郎瑞亭只打真“老虎”，不打假“老虎”。

　　1952年3月，组织调郎瑞亭到澄城县工作，任县公安局局长，他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胃病，带领澄城县公安干警打击土匪、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保卫了人民政权。1954年6月，又担任中共澄城县委第二书记。1957年12月调回临潼，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不管工作频繁调动，郎瑞亭总是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在共产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一视同仁，临潼县委先后换过三任书记，他都相濡以沫，协调一致，搞好工作。

　　1960年，郎瑞亭在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处任书记期间，一次去省委开会，省委负责同志让他征集中共临潼地方党史资料，回县后他即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决定成立党史研究委员会，县委第一书记亢思逊任主任委员，郎瑞亭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郎瑞亭具体负责，他抽调干部，培训骨干，聘请专家帮助指导，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到数百万字的党史资料，编写出《中国共产党临潼地下党斗争历史编写提纲》、《烈士传闻录》、《许权中史略》、《临潼地下烈士名录》等数十万字的专题资料。西安市话剧团曾以临潼党史为历史背景，创作演出了大型话剧《卧龙镇》，受到群众的好评。

　　　　　　五

　　郎瑞亭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人家，但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长期的地下斗争生活，他得了严重的胃病，身体很虚弱，但他坚持工作，解放战争中，临潼县委随部队行动，部队首长看郎瑞亭身体不好，特意拔一匹马让他骑，他一再推让，坚持与大家一起步行。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多次批准他住院治疗，他总是住几天就出院，投入到工作中。

　　一次，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伯平去北京开会，李先念同志问及郎瑞亭的工作情况、职务及工资待遇，请组织上给予适当照顾。郎瑞亭知道后一再谢绝组织照顾，他对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巡视员张庆发说：“……不准你向组织建议什么”，“我身体不好，当个县委书记都很吃力，十七级工资也不低，不能再让组织照顾了。咱们参加革命就没有考虑挣钱的事。过去地下时期，不挣钱，卖家产、借债咱都干，现在有点困难还算什么。”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有一双干净的手。”“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就是这样，不论在艰苦的地下斗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把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重如泰山，以一颗火热的心，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郎瑞亭十分重视自身的理论学习，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选学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还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实事求是》，重要的论述、观点摘录在笔记本上，随时查用。在学习中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对照检查自己，不断使自己的工作方法科学化、系统化。因此，在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是非分明、立场坚定，敢于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六

　　1961年12月，郎瑞亭调任中共渭南地委统战部部长，他模范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深入各县调查研究,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热情接待来访者。他还积极向地委建议，安排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副县长等职，充分发挥民主人士的参政作用。1963年，郎瑞亭建议地委成立了渭南专区政治学校,他兼任校党委书记,吸收各民主党派、宗教界人员参加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受到民主党派人士的欢迎。

　　1966年初，郎瑞亭带领导一个工作组在渭南县允曲公社张葛沟大队搞社教运动，这里是宗教聚居的地方，情况比较复杂,有人提出用大批判开路，郎瑞亭说，我们要严格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正确对待教民，要进行正面教育。对迷信活动要进行疏导教育，不能强迫教民退教，更不准乱批乱斗。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这里的社教运动健康发展。

　　过度的劳累，郎瑞亭再次病倒了，经检查除胃病外还患有胆结石、关节炎和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在同志们的劝说下，他住院治疗，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不久，转入临潼干部疗养院休养。这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派性斗争不断升级，渭南造反派数次来人催促郎瑞亭回去接受批判斗争。郎瑞亭拖着病体回到渭南，立即被打成“叛徒”、“反革命”、“走资派”、临潼渭北地下党“黑窝子”的总头目。贴大字报，限制其自由，抄家，拿走他的工作笔记和私人信件，企图找出“证据”。

　　1968年10月，郎瑞亭被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交待问题，他的爱人郑纯珍也受株连被送进干校。一次，郎瑞亭的表兄去干校探望他,看见表弟拖着病弱的身子在拉架子车劳动，憔悴疲惫，他十分难过,但郎瑞亭却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党会正确处理的，你放心，我能经得起考验。”

　　1968年底，宝鸡石油机械厂造反派头头贲某某等人来干校找郎瑞亭调查该厂党委书记狄贵善的“历史”问题。他们硬逼着郎瑞亭写他们所需要的证明材料，在于校专案组的配合下，采取贴大字报、开“拼刺刀会”、罚站、打骂、“疲劳战”、“车轮战”等名目繁多的方式，进行肆意凌辱，残酷斗争。郎瑞亭不顾自己身体和精神所遭受的严重摧残，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不说违心话，不作假证明。贲某某等更加疯狂地进行迫害，使郎瑞亭于1968年12月29日含愤而死，时年49岁。

　　郎瑞亭被迫害致死后，造反派们给他戴上“判徒”、“反革命”的帽子，召开“声讨大会”，不许亲属收殓遗体，而用草席裹尸埋在渭河滩上。

　　郎瑞亭被致死的噩耗传到临潼，家乡人民悲痛欲绝，不顾被可能打成“反革命”的危险，置备棺木，准备从华县渭河滩盗尸重葬，在其子女们的劝阻下作罢。直到1973年，郎瑞亭的遗骨才搬回家乡安葬。

　　1988年10月，与郎瑞亭工作，战斗过的同志陈元方、白兴武、刘宏、张庆发、王智德、朱光荣、贺仪、王德生等倡议为优秀共产党员、人民的忠诚儿子郎瑞亭集资立碑，弘扬精神，教育后人。立即得到了北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市与郎瑞亭相识的老同志积极响应捐款。1989年5月25日，一座镌刻着“功耀千秋” 的崭新墓碑在郎瑞亭墓前落成。为了用郎瑞亭的革命精神教育下一代，墓碑筹建小组将余资两千元，捐赠给当地瓦郑村小学。

　　“人在人亡功不朽，春来春去名永留。”历史终于翻起了崭新的一页，1989年4月，中共渭南地委、纪委分别做出《关于郎瑞亭同志的历史结论》和《关于郎瑞亭同志“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结论》，推翻了强加在郎瑞亭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每年清明佳节，郎瑞亭家乡的人们不约而同的来到郎瑞亭墓前扫墓祭奠，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