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育小学对我伯父的影响

编者按：从现有史料分析，1922年王尚德回到渭南后，联系张浩如、刘建侯成立了陕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此后刘建侯去了临潼三育学校任教，从此刘建侯以三育小学为中心，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于1924年浩如、尚德将刘建侯由临潼三育学校请到赤水职业学校任训育主任，开展革命工作。

（一）三育小学与中共临潼党组织的创建及发展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与纲领相适应的联合战线政策，规定了党的组织建设路线。同月，武昌中华大学毕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尚德（渭南籍），受武汉党团组织和董必武的派遣，回陕开展党团工作。是年冬，他发展临潼县新丰三育小学教员刘建侯（刘振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刘建侯以三育小学为中心，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6月，武止戈受团中央指示，回陕建立了西安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同年12月，在西安讲演所学习的临潼籍学员王刚军加入青年团。1925年7月，三原地区进步组织——渭北青年社成员梁益堂到三育小学任教，在学校组织陕东青年社，发展成员100多人，他组织三育一带的学生、青年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这些活动，为在临潼建立党团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不久王刚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农历8月，中共西安地委派王刚军以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和建立国民党临潼县党部的名义，回到临潼，开展农民运动，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党的组织建设活动。1927年2月，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派共产党员景云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临潼，开展党的工作，指导农民运动，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同时，在西安参加农民运动讲习班学习的临潼学员共产党员赵良佐、共青团员石耀章等人也回到临潼，与景云、王刚军一起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3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临潼成立党的特别支部，景云任特支书记。同期，景云、王刚军、赵良佐等人以三育小学和县城中山男女小学为据点发展党组织，李冬青（女）、李毅士（女）、李敬轩等进步教师加入共产党，张建锋、黄淑兰（女）等加入共青团。4月初，在县城文昌阁召开全体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临潼党小组，景云任组长。当月下旬，中共临潼支部干事会成立，景云任支部书记。同时，为了开展兵运工作，中共陕甘区委先后派王泰吉等8名党员到驻雨金镇的甄寿珊部队中工作，并成立由王泰吉负责的中共雨金特别支部干事会。6月，共青团三育小学支部成立。

　　临潼党小组和特支成立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临潼农民运动不断高涨，农协组织纷纷建立，会员达万人以上。1927年5月11日，临潼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召开，大会推举王刚军为县农协负责人。县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全县农民群众，开展反封建反军阀、反对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捉拿贯匪的斗争。妇女运动也在全县兴起，1927年3月，临潼县妇女协进会成立，李冬青任会长。4月，召开妇女大会，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放脚、女孩上学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等思想。通过宣传，使妇女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全县有70%的妇女放了脚，有的妇女还参加了党团组织，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7月，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为保存骨干，景云调回省委，派吴佐成来临潼成立了临潼特别支部，吴佐成任临潼特支书记。共青团陕西省委派吴密建立共青团临潼特别支部，并任团特支书记。由于形势恶化，根据省委决定，党、团特支由县城迁至新丰三育小学，转入秘密活动。

（二）三育小学对我伯父的影响

　　我大伯（赵培元）和我二伯（赵培宪）于1933至1935年在三育小学上学期间，受到共产党员李林初等进步校董和教员的影响，他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生救国会”，到农村和集镇经常开展进步活动，宣传日寇侵华、国民党丧权卖国致使国民当亡国奴的痛苦，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共产主义实行穷人自由平等、抗日救亡以及其它我党主张，宣传红军在陕北和陕南活动的消息。

　　我大伯在1936年就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受他的影响，我二伯、三伯、四伯还有我几个姑妈先后都参加了革命。1941年党组织指示并介绍他潜伏驻河南的原国民党38军教导队学习，之后隐蔽在38军军长张耀明身边做译电员，为党秘密工作，截取情报。1942年他以为38军接兵的名义回陕，暗中介绍地下共产党员、民先队员、青救会员和进步青年到38军干训班（教导队）当兵学军事，为党掌握武装积蓄力量。

　　同时，为了贯彻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他还配合中共华县地下县委负责人王岗，在临潼新丰、樊赵、雨金等地建立了一个党小组，并担任组长，党员有凌志庚、朱文炳等同志。这个党小组直到1948年底还由中共华县工委（地下党组织）领导，向长期埋伏在敌人阵营的同志安排准备迎接大解放的工作。

　　由于在三育小学受到党的影响，我二伯从小就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投降政策产生了不满。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正在西安商业学校边读书边打工的他听说红军到了陕西三原一带，就想去找红军参加抗日队伍，于是他约了同学张伯俊一起跑到三原省立三中，找到他们在三育小学时的教员周某，周老师即将他们介绍到红军前方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刘晓部长处，从此我二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紧随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南征百战，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足迹遍及陕、豫、晋、冀、鲁、皖、苏、湘、鄂、粤、桂、赣、黔、滇、黑等近二十个省份。在百团大战、强渡黄河、鏖战中原、汾孝战役、豫西战役、淮海大决战、南线大追击、两广苦战、粤桂边战役、滇南战役等战斗中曾屡立战功，多次荣立小功、大功、特功、人民功臣等，淮海战役中立特等功一次，全国解放后由团、师、军，云南军区授予甲等模范。

　　我二伯参加红军到达延安后，最初被安排在朱德总司令身边担任文书工作，但他更想上前线亲手杀鬼子，后来在他的再三请求下，朱总司令将他推荐到罗瑞卿主任的麾下，于是他斗志昂扬的奔向山西抗日主战场，长期在太行山区与日寇浴血拼搏。

　　1938年，八路军刚完成改编任务不久，他（时年18岁）奉命化装进入山西平遥古城侦探敌情，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乔装打扮成一个富商，佯称自己是伪县长的亲戚，骗过执勤哨兵，潜入伪县长的家里，伺机将手榴弹捆绑在伪县长父亲的身上，同时向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精神，迫使其将他安全送出日本鬼子把守的城门外，并让伪县长暗中分三次给八路军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第一次是给八路军送了一批布料、棉花和粮食，第二次是给八路军搞了一批西药，第三次是给八路军拿了一些大洋，先后为八路军解决了一批冬装及其它急需过冬物资，并保证我侦查人员安全归队带回敌情，给八路军解决了燃眉之急，立下特等战功。这个真实故事，后来成为电影《三进三城》主人公的创作素材。

　　 　　在我二伯的革命生涯中，最令人震撼的经历是：1942年5月，日寇向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大扫荡，在紧急分散突围中，他和几百名八路军指战员不幸落入敌手，被日本鬼子当成活人靶练刺杀。当时，他被五花大绑到太原市小东门外的赛马场上，面对敌人的血刃和无人救援的绝境，他临危不惧，以超出常人想象的勇气和力量，在杀场上挣断绑绳，推到身边的日本兵，飞身跳下悬崖，奋勇逃回八路军驻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全国唯一的从日本鬼子练刺刀的杀场上成功逃出的中国战俘。为此彭德怀副总司令专门接见了他，并特请著名记者范长江采访报道，很快“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8月21日）以培宪的名字发表了“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一文。解放区电台也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太行日报》等报刊随即转载了此文，《晋察冀日报》更为此事专门发表社论，义正言辞地声讨罪不可恕的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总政治部因此用电报发出通知，沉痛悼念被日本鬼子练刺刀杀害的200余名八路军战士！号召全军将士为被日寇杀害的八路军烈士复仇！

　　这一惊天秘闻公布后，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感到非常震撼和吃惊！引起很多国家对日本法西斯的强烈不满与谴责！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感到非常被动，不得不停止了这种用战俘做活人靶训练士兵的残暴行径，并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处理。 此后,他将满腔愤恨深埋心中，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又投入到抗日救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浴血奋战之中，血汗洒遍了大半个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6月10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我二伯委托公诉人当庭宣读了他的控诉书，为将日本法西斯虐杀中国战俘的暴行定成铁案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使住冈义一等日本侵略者受到了正义的审判。2005年，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电视台、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大型历史记录片：《不能忘却的历史——日军虐杀中国战俘罪行录》，在第三集《太行铁证》中专门介绍了这段骇人听闻的历史。